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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消费主义、性自由和成功学。 消费主义以品牌为噱头，以时尚为药效，将人卷入无休止的购买与淘汰的恶性循环中，恋物成瘾；     性自由以人性为噱头，以性爱为药效，不断释放暧昧与激情的烟幕弹，纵欲成瘾；     成功学以速成为噱头，以名利为药效，误导急于走捷径成为人上人的年轻人投身其中，投机成瘾。     三粒毒药中，以成功学危害最巨――它以教育之名，行“毒”化社会气氛、“毒”化人心、破坏多元价值观之实。     在成功学的逻辑中，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就证明你不行，你犯了“不成功罪”！     助你“实现人生价值”、“开发个人潜能”、“三个月赚到一百万”、“有车有房”、“三十五岁以前退休”……成功学泛滥于职场和网络，上进人群迷失在多款提升课程和短期培训班里，成功学大师满天飞，成功学培训蔚为大观成产业。     我们何时变得如此迫切渴望成功？成功何以变得如此简单粗暴？那些成功学大师除了演讲收钱还能做什么成功的事？我们可不可以不成功？     个人奋斗很可嘉，实现自我很诱人，名利滋味很甜美。但一个社会结构中，成功人士不过1%，且离不开长期实干和机遇。若成功一学就会，且成王败寇，成功人士光荣，非成功人士可耻，那么，社会中99%的大多数还怎么活下去？生活中有许多美好事物和价值，是成功学课程所蔑视、给不了的和教不会的。     当全民成功变成狂热风潮，成功上升为绝对真理般的、人人趋之若鹜的主流价值观，成功学就是一粒毒药，而信奉成功学的人就沦为牺牲品。   时代的成功迷梦   　　当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日记中写下近似谵语的成功梦想时，我们无从断定这种梦想虚幻与否；当众多的人沉浸在以“别对自己说不可能”之类的朴素箴言达到成功的迷醉当中，我们也无从判断这种成功捷径的可行性；当全社会都奉行着“豪宅、宝马、年入百万”的成功标准时，我们也无法知晓这种价值观的正确性。 　　我们唯一可知的是，我们全社会都在追求成功，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叫做成功。开发潜能、拓展人脉、身心灵平衡，执行力、细节、沟通、行销，感恩、励志、提升……我们用尽了所有的方法和词汇来表达迫切成功的心情。 　　毫无疑问，在当下的急躁情绪中，成功学讲师已然成功，众多追随者渴望成功，中国正在成功。   　　成功学的文本逻辑   　　卡耐基说拿破仑・希尔的成功学是“经济的哲学”。拿破仑・希尔说乔治・克拉森的《巴比伦富翁》永远有它存在的价值，“因为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没有改变”。汤姆・霍普金斯在人生征途上屡战屡败，最后一笔积蓄投给了“世界第一激励大师”金克拉的培训班。“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也是在遇到安东尼・罗宾之后，从此走上成功之路，因为“卖产品不如卖自己”。而张锦贵则被陈安之评论为：“张锦贵是唯一能令我感到有压力的华人讲师。” 　　只有成功学大师才能评论成功学大师，而圈外的人则要么举头仰视，要么敬而远之。成功学何以建立了一套自己的价值观和话语体系？ 　　如果分析一下成功学的基本讲义和惯用词，你会发现，基本上就是人类世界已知的公理。比如安东尼・罗宾的“必定成功公式”：“第一，决定出你所要追求的是什么；第二，拿出行动来；第三，观察一下哪个行动管用，哪个行动不管用；第四，如果行动方向有偏则修改之，以能达到目标为准。”按照这些无比正确的讲义，理论上当然“必定成功”；但如果不成功，也只能说明你的行为有偏差，而不能说明这些公理不正确。成功学善于比喻、善于利用生活细节说服人，用前些年流行的说法叫做“心灵鸡汤”，美国人则把这叫做“便利店哲学”，即为廉价、方便、随手可得但颠扑不破的正确道理，它们的文本基本上就是用高科技词汇和营销术语来表述的知音文体。成功学也善于化用宗教内核，从美国发端的成功学无不浸透了清教精神，“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化作了“人人都有机会成功”。而在中国的成功学传播过程中，宗教话语变得更加神秘，“感召”、“奉献”、“支持”等似是而非的词汇和刻意营造的环境气氛让某些成功学培训笼罩了一层神秘主义的面纱，这或许是传授者的预设，也或许是受教者的误读。 　　除了善于归纳和化用，成功学也不能不说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沟通维度。成功学无一例外倡导打破陌生人隔阂，试图给中国人灌输陌生人的交往体验，许多培训课程都会号召素不相识的学员拥抱、使用热辣的话语相互鼓励，以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方式进行沟通。在课外，执着的电话问候、拜访、倾谈和换位理解，也成为成功学的标准手法。毫无疑问，习惯于中国传统沟通方式的人在成功学面前会被极大震撼，越执着于含蓄沟通或者越不善于沟通的人则越容易被夸张、外化的成功学表达方式所颠覆掉，他们会震惊、叹服、小心翼翼地尝试继而从中收获从未有过的精神快感。 　　但，这就是成功学吗？ 　　全民成功的时代 　　“华人成功学大师”陈安之的目标是“帮助全中国每一个人、13亿都要成功”，虽然这只是个概念化的说法，但我毫不怀疑众多民众对于成功渴望的狂热程度。 　　在大多数城市的周末或者傍晚，你经常会看到成群结队的西装、衬衣人士忙忙碌碌，他们在某栋写字楼的某间会议室里热诚地参与着某些培训、讲座、分享沙龙。在写字楼电梯里，我们也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 　　“林老师上次讲的什么课啊？” 　　“如何在三个月里赚到100万。” 　　“天啊！我没有听到。” 　　“不要紧，下星期还有一个分享会，林老师会和他的弟子一起来和我们分享心得。” … Continue reading →

环保是一个已经被人们说烂了的词。 然而对于环保，在人们的意识上是混乱的。 这种混乱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环保的认识上，二是对于环保的方法上。   我先从对于环保的认识上开始说吧。 从具体的说起，我举几个例子。 首先说说沙尘暴。 我家在内蒙古，从小就经历过很多的沙尘暴。 我发现，当下，当人们说到沙尘暴的时候总是联系到人类活动导致环境被破环，过度放牧导致草场的退化。     比如， 电池的回收，据说（不所不能确认的），回收降解一节废电池的成本要比生产一节新电池的成本还大。而且电池集中销毁对环境的破坏性要比分散销毁更大。   比起意识的混乱更要命的是措施的混乱。 就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 比如现在很多牧场都是禁牧，然而草，大多数的草，我们都知道是一年生的，古话讲一岁一枯荣。 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你不让牛羊吃草，草的数量也会就线性的增加，再说如果按照那些环保主义者动物主义者来说圈养无疑又犯了大忌。 说起保护动物主义者，就更有意思了，他们总是为我们创造各种有意思的新闻。比如什么裸体抗议。 还有很多，比如抵制一次性的餐具等等。

    民粹主义思潮越来越引起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关注，绝非偶然。健康的学术思想之于社会，如同白细胞之于人体，对任何入侵的病毒总是很敏感。就像感冒病毒借助气温的突然变化广泛流行一样，古已有之，但盛行于近代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潮，则借助社会急剧转型而大量繁殖。    民粹主义思潮对于社会，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作用，但对于制度化程度越低，转型越不彻底的社会，负作用越大。一个世纪以前，它携带着无政府主义和西伯利亚寒流抵达中国，后来又寄居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变形为极左思潮，不仅造成了两次大革命的失败，还造成了建设时期的急躁冒进，想从人民公社直接进入共产主义，比俄国民粹派想要做的跨越动作还要大，结果自然是鼻青脸肿。 变形金刚与政治调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让历史欺骗了自己：以为民粹主义就等同于价值上的平等、思想上的激进和政治上的极左。从秦晖《怎样的“左派”和“右派”——读林达〈西班牙旅行笔记〉有感》一文来看，他似乎有被蒙骗的嫌疑，这不仅从标题上可以看出来，从下面这段引文可以看得更清楚：    “从西班牙的具体情况来讲，它在1930年代的悲剧有一些偶然因素。第二共和时期特殊背景下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既得利益阶层和社会下层的冲突特别严峻，加上当时国际背景不利于自由民主，极左的和极右的极权国家都分别在拉这西班牙的左右两翼。但是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互相反馈放大机制。其实也不光是西班牙有这种情形，拉美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寡头主义统治的时候用专制手段来掠夺大众，使正常的市场经济、正常的利益博弈不能够形成，等到老百姓一旦有清算他们的机会，就又做得特别极端。要避免这个过程，我觉得要提倡一种非寡头主义的右派，也提倡一种非民粹主义的左派。”    虽然有“非寡头主义的右派”和“非民粹主义的左派”存在，但在秦晖看来，寡头主义是极右，民粹主义是极左，则是没有问题的。其实，民粹主义是变形金刚，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权，一会儿是民主主义者手里的讲稿，一会儿又是独裁者比如庇隆脚下的阳台，这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加税，那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减税，甚至拒绝缴税，比如法国的鲍杰德主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西欧兴起的“新民粹主义”，就不仅在“新左派”政党（融合了老左派平均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领口和袖口上喷了自己品牌的香水，还为极右翼政党，特别是“新法西斯主义”政党制作了灰色制服，穿着这套制服的有法国的让—玛利·勒庞领导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约克·海德尔领导的奥地利自由党，虽然陈水扁领导的民进党尚绿，但那是外套，里面的制服也是灰色的“新民粹主义”，因为它和法国的“民族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一样，都患上了“恐外症”，前两者反新移民，后者反老移民，共同特点是本土民族主义，将其发展到极端，就是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奥地利的海德尔发表臭名昭著的支持希特勒政策宣言，就是这种主义的极端表现。    这说明民粹主义不是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的核心价值，它的价值既不是平等，也不是自由，还不是公正，它只是反对对它的主张者的不公正，并不反对甚至制造被他们妖魔化的集团和族群的不公正，比如排外的民粹主义不担心对被排斥者的不公正。因此，有人（保罗·塔格特）把民粹主义称为价值“空心化”的政治工具。它像适用于各种菜肴的调料一样，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它像要附体的孤鬼游魂一样，到处找其他意识形态的替死鬼。它是政治调料，自己成不了一道菜；它是政治幽灵，自己成不了行动者。它在政治上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种比较温和、无论左右的政治思潮和立场推向极端。    极端，是所有民粹主义思潮共同分享的特点：左是极左，右是极右，保守是极端的保守，激进是极端的激进，民主是极端的民主——“文革”式的“大民主”，或陈水扁式的“全民公投”，独裁是极端的独裁——希特勒和斯大林式的独裁，暴力是极端的暴力——美国三K党、俄国民粹主义暗杀派以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恐怖暴力…… “颠簸稻谷”与剩余主义    民粹主义者的价值为什么是“空心”的？因为它是一种崇拜“人民”，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甚至自称自己就是“人民”的思想派别，而“人民”这个概念却是“空洞”的。价值的“空心化”来源于核心概念意义的“空洞化”。从下面这个对话，你很容易看出这一点：    问：你们不是标榜要“为人民服务”吗，怎么这个态度？    答：是啊，我是为“人民”服务。请问你是人民吗？    问：我不是人民，但我是人民中的一员。    答：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怎么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    问：……（语塞）    答：如果你无法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那你能代表人民也行，你能代表中国人民吗？    问：……（语塞）    答：你既不能代表人民，也不能证明你是人民中的一员，我能接待你就不错了。我可是只为“人民”服务的啊。    问：……（彻底语塞）    这个对话发生在某地人民政府机关。该机关墙上高悬着“为人民服务”的鲜红匾牌，匾牌下的一个窗口前，一位前来办事却被怠慢的“主人”，与一位在窗口里很不耐烦、脸色难看的“公仆”之间发生了上面这番对话。在具体生活情景里，你可以找到任何一个张三李四，但你绝对找不到“人民”，为人民服务，结果就变成了为无人服务。    在另一篇文章里，我运用维特根斯坦的两种语言意义诊断法（图像诊断法和语境诊断法），以及索绪尔的语言价值诊断法，对“人民”这个词进行了诊断，发现“人民”这个词，是一枚面目不清、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棋子，一个与现实不发生摩擦力、自我空转的词，一张无法兑现其承诺价值，从而也花不出去的大额钞票。    那么，民粹主义又为什么那么忽左忽右地善变呢？    由于“人民”概念的空洞，不可能事先被定义或被识别，因此，民粹主义者一般不是先识别“人民”，而是先识别敌人，把敌人排除出去后，剩下的才是它所谓的“人民”。这种工作，就很像过去农民用簸箕颠簸稻谷的工作，在开始颠簸之前，他并不知道哪些是该留下的好稻（道德饱满的人民和平民），哪些是该扬弃的瘪稻（道德堕落的腐败分子，反动精英，主流经济学家，汉奸，殖民主义，自由化分子，外国掠夺者等等），每颠簸一次，好稻就退后一点，瘪稻就推前一些。越在后面的稻粒越饱满，道德越高尚，也就是说越是“人民”的核心部分，这部分“人民”被英国学者保罗·塔格特称为民粹主义者想象的“心脏地带”（heartland）。处于心脏地带的“人民”，道德高尚而又团结一致。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剩余主义者，从整个簸箕的居民中颠簸掉少数集团，剩下来的就是它要代表的“人民”。    不幸被颠簸到最前面并且要被颠簸到垃圾堆里去的瘪稻，就是那些被民粹主义者妖魔化的集团或族群。由于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面对的社会危机不同，同一时期同一国家持不同观点的民粹主义者对要颠簸掉何种妖怪的认识也不一样，结果，敌人的多样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多面性和多变性。    在19世纪末的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者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来自北方的腐化官僚、贪婪的金融资本家和铁路当局，剩下来的“人民”，当然是南方农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纳粹分子看来，要被颠簸掉的瘪稻自然是犹太民族，剩下来的“人民”主要是血统优越的雅利安人；以20世纪末期及21世纪初期的北欧新民粹主义者之见，要被颠簸掉的瘪稻，是那些靠高税收维持生活的贫民，和沾本国高福利便宜的移民，剩下来的“人民”，则是那些本土有产阶级。如果说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要求的是平等的话，德国纳粹和西欧新民粹主义要求的则是特权，它们惟一没有要求的东西，是自由。因此，说民粹主义是反自由的整体主义，也并没有错。 左手，右手与后手    因此，如果把民粹主义思潮当作一个人，他应该有三只手，左手，右手和后手。左右手好理解，什么是后手呢？所谓后手，就是把社会拉向倒退的手。几乎所有的民粹主义思潮在实质上都不是面向未来的，而是怀念过去，就像簸箕里的稻谷一样，饱满的稻谷都向后退，堆积在簸箕后部和底部，只有瘪稻才浮在上面，跳到前面。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有道德的人在底层，理想的社会在过去。俄国民粹派是这样，美国人民党民粹主义和欧洲当代新民粹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当前的民粹主义思潮也大体相同。    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往后看的远近不同。往后看得比较近的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者，一般是党内传统左派及其情绪的继承者和将其表述现代化的“新左派”，在他们看来，现在的一切都不对劲，毛泽东时代才是黄金时代，没有腐败，没有卖淫，没有毒品，没有卖国的金融资本，也没有不平等，道德也不这样堕落，中国在世界上也不像现在这样被老美牵着鼻子走，那时，只有别人怕咱，咱怕谁了？往后看得比较远的中国当代思想家，把目光一直投射到帝制时代，甚至先秦，他们推崇的是所谓“政治儒学”，是《春秋公羊传》里宣扬的“大一统”，要破除对民主的迷信，对先秦文献里提到的以天朝为中心的所谓“天下体制”十分着迷。    但是，民粹主义者不像螃蟹和蜈蚣那样，同时用所有的腿，他们一般一次至多用两只手，比如新老左派，用的是左手和后手；政治儒学派用的是右手和后手，三只手同时并用的还没有见到。显而易见的是，新老左派是中国当代新民粹主义的左翼，因为它不反对民主，它反对的只是当代西方主流自由民主政体——代议制民主，他们想要的是直接的民主和彻底的民主，所谓直接的民主就是经过打磨的“文革”那样的大民主，崔之元博士对此有充分论述；所谓彻底的民主就是在政治民主之外，还要有经济民主，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产权的平等，这是对财产公有制的另一种说法，汪晖先生有文章专门讨论过这个问题。    “政治儒学派”和“天下主义派”则是中国新民粹主义的右翼，这一翼的代表人物崇尚的是“选贤任能”的精英政治，反对现代西方民主。在一篇题为《超越西方民主，回归儒家本源》的长篇文章里，蒋庆先生写道：    “当代儒学面临的问题首先不是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否可欲与可能的问题，而是中国儒学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如何保住其自性特质与文化自我的问题。即使西方民主及其思想是可欲的与可能的，但出于保守中国文化特性的立场，西方民主及其思想也不是当有的与必须的。”    不过，右翼民粹主义并不承认自己是民粹主义，但它知道别人是民粹主义。想从中国传统里寻找“为万世开太平”的思想资源的盛洪，这样写道，“近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精英全被打没了。虽然我们看到台湾的民主那样混乱，但是如果大陆实行民主可能不如台湾。因为中国多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它是彻底打垮中国精英的运动。那是民粹主义，中国现在的危险也是这个。”    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儒学派确实很像民粹主义的对立面——精英主义，实际上，它和新旧左派共用着一个身体——向后看，反西方、反现代化。所不同的是，要求平等和“文革”式大民主的“平民”，被左翼民粹主义当作“人民”；而赞成“天下为公”政治理想的“所有人”（蒋庆的用语），被右翼民粹主义当作它的“心脏地带”。    这就是说，中国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左翼反自由，但也不要代议制民主；右翼反民主，但也不要平等的自由。不幸的是，这两种民粹主义不会互相抵消，只会相互加强，一个存在是另一个存在的理由，一派走向极端是另一派走向极端的催化剂。    但是，左右两翼民粹主义都无法回答各自的问题。对于右翼的问题是，假如我们在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中都没有做到“天下为公”，你如何能做到？对于左翼的问题是，假如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都搞不好的大民主和公有制，你如何能搞好？    （作者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 ■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我们都是坐在火车里的人，突然发现火车走错方向了，但是这个时候谁都不敢跳车。 ■要改的话，就是要停掉行政主导的教学评估，以社会评价和同业评价为评估的依据。 ■我们的错误纠正机制很不灵敏，在任何健康的地方，一旦出了这么多问题之后，都应该迅速发现，立即纠正。       与多数高校反复动员、轮番演习甚至造假迎评不同，中国科技大学选择的是“原生态迎评”。他们没有修改原始资料，没有打乱正常教学秩序，也没有手捧鲜花去隆重接待专家评估组。    在他的陈旧而拥挤的办公室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专访。 “原生态”是因为有自信    南方周末：既然是 “原生态迎评”，那么可能有的材料没有保存好，或者不符合评估标准。你们不担心评估专家给你们打低分？    朱清时：在不符合规范的时候，我们就把真实情况说清楚。例如，评估标准要求每堂课老师都要有教案，但中科大有些水平很高的老师，对讲课内容熟极了，又很忙，不一定写教案。有一些老教授和中年学术带头人，俗称“大教授”，是学校敦请来给本科生讲课的，我们能像对待中、小学教师那样要他们每堂课写教案吗？对这些老师，学校就应该包容他们的做法。    我在加州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剑桥大学、牛津大学都工作过，很多教授上本科的课没讲义，但讲得很好。往往是最高水平的老师才这样讲。真把讲义写得滴水不漏的，就是照本宣科了。    南方周末：这样的解释专家能认同吗？    朱清时：那时的专家评估组长是一位老教育家，他们都很理解。教育部那些规定都是死框框，专家只要理解了，就可以把这个指标变得活起来。真实的教学是个很复杂生动的体系，很难用一个标准划一的框框把它框住。    最后我们得了优，但不是全优，有些地方也确实没有符合它的要求。有些指标我们也不去争，比如像课堂试卷，不齐就不齐。    南方周末：论文得了优吗？    朱清时：我们的论文原生态都会得优，我们有这个自信，我的实验室每年都会有许多本科生来做论文。    但后来我们的“原生态迎评”也受到很多攻击。其他高校迎评时，就说中科大连卫生都没有打扫。专家组来了，我们就请他们到教室、实验室、办公室，地都没有扫。    南方周末：听说当时评估专家去听课，老师讲得入神，连凳子都没给准备？    朱清时：专家听课，是自己选择的，老师不知道。我们没有事先和老师打招呼。有些在计划里头的，我们还是要组织认真准备的。没有事先列出来的，专家就是随便看。    南方周末：你们心里哪来的底气？    朱清时：第一我们有自信，科大这个状态如果都说我们不好，我想其他高校很少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第二，我觉得我们还是有种骨气，我们科大人不愿意弄虚作假，去得一些虚名。    如果你说我们哪些不合格，正好我和领导说去，要求给相应的经费来改进。我们就这个心态。但后来本科教学评估变得越来越表面化、泡沫化了。    南方周末：我在看你们的迎评照片时，就发现很有意思的对比，你们迎接专家时只是热情握手，而现在大多数学校都是鲜花恭候专家，有的还警车开道。    朱清时：我们在接待上，严格按照教育部的规定。例如第一不能鲜花迎接，第二不准送礼，不准请吃宴会。    当时专家住在学校的招待所——专家楼。有些学校就说，科大太不认真了。后来我们才知道其他学校的窍门，他们给专家变相送礼。比如让专家住进来，然后成套成套的用具都是新买的，最后让专家带走。这些我们都没做，和后来的气氛相差就远了。    南方周末：我记得你们学校的党委书记郭传杰曾对专家说，“我们不特殊招待，这样才是尊重你们的学格和声誉啊。”    朱清时：我们没有刻意地安排过分的东西去欢迎专家，我们有这个骨气。我们也相信真正的大学者不会喜欢那一套。    南方周末：你们有没有搞些基建之类的？许多学校在评估前大兴土木。    朱清时：我们没有去搞表面上的基建。 泡沫化重创学术诚信    南方周末：像中科大这样有自信的高校在全国并不多，多数普通高校对评估很紧张，对专家很奉承……    朱清时：一般的学校它没有这个底气，因为本科教学评估太重要了，它们不能承受评到个“差”。评个“差”以后，上级对你印象不好，影响校领导的官运；社会对你印象不好，影响你的招生；也影响你的经费来源。于是就找捷径，想把教育部要的这些指标都达到。本来这些指标是要在教学实际中提升达到的，但是很多学校发现这样做太困难。那么他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专家高兴，让专家给你打高分。这样，专家打高分，变得不一定意味着你本身教学好。越评到后来，有的学校越认为，我们不需要做得好，只要专家印象好给打高分就行。    于是他们都把公关和工作的重点都留在评估这四五天，地毯式轰炸地给专家留下好印象。教学评估就变味了，变成了泡沫化。所谓泡沫化，就是不要你有实在的东西，只要五彩缤纷。    南方周末：有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正在伤害评估本身的公信力。这一两年，有70%以上的学校都在评估中得了优。    朱清时：现在的教学评估不可信，就在于结果的泡沫化，这种泡沫化重创了学术诚信。    我知道很多高校的教学评估，动员各个院系的教授做假材料，让学生也参与。    这是最严重的问题。这些青年教师觉得你校长也是道貌岸然的，你们集体作弊，欺骗教育部，欺骗专家组。学生会觉得你们老师也在作弊，还让我们帮着你们作弊，那以后面对这些学生、老师，学校还有什么道德力量去要求年轻人不作弊呢？    … Continue reading →

在我的同学中有一些人，他们不是 我发现，在我的身边有些人，他们 从客观的文化观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一个再正常不过的文化的融合现象。 但是尽从一种道义的角度考量，这无疑是一种可耻的背叛。 作为一个在正统的官方的教育体制下学习了十几年的人，我觉得，使用普通话，

题目很大，说的不多。 现在开始。 不得不说中央电视一台播出的一些电视剧都有很高的制作水准。 如《大宅门》，《闯关东》还有一些清宫戏等等。 我认为研究热播的电视剧是了解社会文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今天我就从电视剧开始说起，

“有一种更高层次的怀疑，他每天都在不断地与自我战斗。如果我们能活到有结果的那一天，它唯一的归宿就是圣洁，唯一的逃脱就是愚蠢。”   “幸福是圣洁，是日高日远的觉悟，是不断的拷问与扬弃。是一种通过苦恼后的欢欣。”

“……民粹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内在的具有深刻的反市场倾向和反现代化倾向，当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出现某个薄弱环节时，如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经济危机、生态危机时，它就会应运而起。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民粹主义的基本含义是它的极端平民化倾向，即极端强调平民群众的价值和理想，把它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以此来批判社会历史的发展。它反对精英主义，忽视或者极端否定社会精英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社会上一些人煽动民众的仇富心态，便是民粹主义在作怪。民粹主义把民主和平等的理想绝对化，把民主主义推向极端，最终的结果不但可能背离了民主政治的初衷，而且往往走到民主主义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反民主主义。 反映这两种改革观（精英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想和观点，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它们不仅于我们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的价值目标相对立，而且对我们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必须时刻提防。……”

其实分类本身就包含着绝对的思想。 无疑这是一种不公平。 然而为了有效的认知，我们又不得不设置统一的考量定界，统一的参照系。 于是，通过比较，分类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有朋友说我是一个愤青。 我觉得说的不对。 我认为我不是愤青。 对于这个命题的论证，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愤青。 愤青这个词和现在很多的大量的运用的词语一样，没有权威的全面的解释（这个不能不说是文化部门的失位），我们只能从一些文化运用中来得出一些解读了。 以下是一些百度上搜到的解释。 愤青通常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接触网络居多，很大一部分为学生，尤其是在校大学生，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这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在网络时代开始后中国的一种特别的现象。愤青最初只是在网络的BBS上表达着各种不满意见的少数人群，因为网络的虚拟化和不确定化，决定了最初的愤青仅是一些发表激进文字的用户。而随着中国大陆的互联网迅速发展，人群的扩大，这一部分具有极端思维的人更容易吸引媒体和民众的目光，而其队伍逐渐壮大，思想日益复杂，并且有网络虚拟个体与现实实在个体关联的扩大化趋势。现在的愤青，已经不局限于网络之中，更多的人走向街头，表现自己的主张和情绪。 愤青一贯示人的表现是爱脑袋发热，不顾后果；动辄愤世疾俗，动辄打砸抢烧，似乎他们都是一群为了信仰可以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愣头青一般。在网上经常可见他们污言秽语出口伤人，在现实中则不断上演打砸外资企业，制造民族矛盾的一幕幕丑剧（如前面因反日而打砸日资企业和前面的前面因反美而打砸麦当劳）。如果大家认为大多数愤青都是有胆量有抱负的时代英雄，一旦外敌侵略中国，打起仗来都可以别把片儿刀冲锋陷阵奋勇杀敌的话，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其实愤青们从骨子上说都是些胆小鬼，懦弱是他们的核心本质！ 愤青现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网络语言中的专有词汇，来形容中国大陆的激进中国民族主义者。具体的说，愤青是指具有较强烈的中国民族主义信念（特别是爱国主义信念），且具有较激进的思想、言论或行动的大陆人（一般是网友），其中有一部分人的理念甚至达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地步。至于并无过激言论举止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大陆的其它民族主义者、以及大陆以外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则不属于，亦不应被称为愤青，只是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把许多无过激成分的爱国者也称为愤青。 从这些不完整的解释中，我们不难总结出一些愤青的特点。 第一，愤青有强烈的自我认知，所以愤青们大都有强烈的自尊，而且通过集体的自我认知，把这种自尊上升为一种民族主义，但是其中很多人难以抹去自卑的情结，所以这种自尊，抑或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缺少理性的成分。 第二，愤青对于一些不赞成的事物只是一味的推倒，但是不考虑推倒后的重建，或是对于问题的根本解决方案。 对于这两个特点，我认为我都不符合，首先我承认我是一个自尊心比较强的人，但是对于我个人的文化构成中的民族主义倾向却一直保持着敏感，这也许是因为我出生在内蒙古而且又不断的接受正统近代史观的教育和实证主义的共同影响吧。所以我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去了这些方面的知识使我能够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更加的理性和全面。 对于第二点，这个我就更不能苟同了。我是对很对事物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反对的观点，但是我更醉心于对于反对事物的梳理和重建，因为在我看来只是一味的抨击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正所谓不破不立。也许我对这些事物重建的观点中有错误或是不完整不完善的地方，这是因为我本身的思想、视野和知识所限，与愤青与否无关。而且本文就是立足与这种观点的。 既然我不是愤青，那么我的定位究竟是什么呢？ 我认为，我是一个积极入世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