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egory Archives: Death of University

钱永健获诺奖 中国有什么理由莫名亢奋？          许多媒体9日的新闻标题皆为“钱学森堂侄摘得化学诺奖”，并将钱永健的照片放在了首位。钱永健的名字免了，国籍更不在话下，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暗示，钱家的骄傲，中国的骄傲。 　　 谜底揭晓，美国科学家马丁·沙尔菲、美籍华裔科学家钱永健和日本科学家下村修分享2008年诺贝尔化学奖。对于钱永健这位钱学森的堂侄有望获奖，中国媒体此前就表现了一种莫名的亢奋。倒是自今年度诺奖颁布以来已有3名科学家享受殊荣的日本，显得内敛。日本反省教育的不足，希望借此机会扭转社会上对理工科敬而远之的风气，给基础科学研究注入活力。(《新京报》10月9日)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籍。皆因一年一度有一个诺奖，皆因一年一度总与中国人无缘，总是让中国公众和传媒感到莫名的忧伤。国人摘掉有色眼睛，终于发现，诺贝尔奖毕竟是世界顶级大奖，代表了世界科学的尖端水准，需以一个国家的基础科研水平为铺垫，综合科研能力作依托。所以，当印度、日本等近邻陆续有人摘取诺奖桂冠，唯有中国无缘，总是让人感到了某种不平。 　　这下好了，钱学森的堂侄钱永健上榜了。不说此前，媒体就其能否获奖做足了文章。许多媒体9日的新闻标题皆为“钱学森堂侄摘得化学诺奖”，并将钱永健的照片放在了首位。钱永健的名字免了，国籍更不在话下，扑面而来的是一种强烈的暗示，钱家的骄傲，中国的骄傲。事实上，两个美籍华人杨振宁、李政道等科学家许多年来就没有少为中国人争来荣光，这下终于来了个接班人，能不鼓而呼之，弹冠庆之？ 　　倒是日本人沉得住气。今年，除了下村修获化学奖，美籍科学家南部阳一郎和日本科学家小林诚、益川敏英获得物理学奖(新华网10月7日)。南部阳一郎亦生于日本，后加入美国籍。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和小柴昌俊，过去也是因为基本粒子领域的成就而获诺贝尔奖，证明日本在基本粒子研究领域实力不俗。但《读卖新闻》8日发表社论却指出，日本国内近年来出现了年轻人对物理学等理工科敬而远之的现象，政府和大学应该着手改革培养科研人员的体系，以增加日本年轻人对科学的梦想和期待。《每日新闻》社论也直言，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偏重经济效益，政府把科技当作活跃经济的主要支柱，大学的研究也追求效益和应用。公共媒体难得的理性和清醒，对于政府和公众自省当有振聋发聩之效。 　　反观我们自己的亢奋，就未免有些不伦不类，乃至于神经质。钱永健1952年出生在纽约，从小对化学很感兴趣，因气喘病只能经常待在家里，就在地下室摆弄瓶瓶罐罐，做化学实验。假如钱永健从小生活在中国会如何？在应试教育的高压下，恐怕他的小小爱好和创新天才早就夭折了吧。别说家庭宽容不得，我们的大学也未必容得下身体不健康的学生。至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之一日本的益川敏英居然外语不佳，在中国唯英语是崇的当下，简直不可思议。 　　其实，说到底是教育的差异。原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就指出，中国教育正在追求失去灵魂的卓越——重视市场名利，轻视本科，轻视教学，轻视原创，轻视学生道德人格的培养，忘了后者才是大学的灵魂。(《中国青年报》10月9日)这种反思，无疑是切中时弊的。问题在于，这不仅是高校的错，也不仅仅大学校长们的错，而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和评估机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和不足。  评论： 发布者 恒甫学社 钱权色学四位一体，中国五十年后还是得不到科学方面的诺贝尔奖和菲尔茨奖。 不敢讲真话，一百年都得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经济学诺贝尔奖要给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人？ 那就应该给讲真话，有科学家精神，不怕死的匈牙利人科尔奈吧。 尽管KORNAI的学术水平实在不高， 但是，中国经济学家里没有人象KORNAI那样有不怕死的精神！ 哈佛出来的中国经济学家都是政治投机和金融投机分子。 哈佛回国的经济学人只想当官，加入各党派，摸钱，找妇人。 他们的业余爱好和专业爱好都不是经济学。他们的业余爱好是媒体经济学。  他们更不喜欢邹老（哈佛经济学老大）讲真话。 他们当然比张维迎的学术好多了。 哈佛毕竟是哈佛。 哈佛再差，它也比今天的牛津厉害太多了。  

200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由一位美籍日本人和两位日本人获得。 进入21世纪之后，为什么日本人能够频繁获奖呢？ 继美国人成为诺贝尔获奖大户以后，日本人会不会成为下一个获奖大户呢？ 2001年3月，日本出台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表示，要在50年内拿30个诺贝尔奖。当时许多人认为日本政府疯了，从现在的速度看，这一目标是有可能实现的。 暂时提供一点背景材料。 1995年11月15日日本正式公布了“科学技术基本法”。这是日本第一部有关科学技术的根本大法，“科学技术基本法”规定了日本科技发展战略为“科学技术创新立国”。 2000-2003年，日本R&D经费占GDP的比例为2.99%，3.07%，3.12%，3.15%。 迄今为止日本诺贝尔已有15位诺贝尔获得奖者，其中在科学领域有13位。 第一位： 汤川秀树，194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发现了在阳质子与中性子之间作为媒介作用的核力，预言了中子的存在。 第二位： 朝永振一郎，1965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在量子电磁力学领域有重大贡献。 第三位： 川端康成，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雪国》被称为日本现代抒情文学的经典。 第四位： 江崎玲於奈，197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研究关于半导体、超导体隧道式效果，发明了隧道二极管。 第五位： 佐藤荣作，1974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作为日本首相，坚决反对核武器的存在。 第六位： 福井谦一，198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他开拓了“新领域的电子轨道理论“，对有关化学反应过程理论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第七位： 利根川进，1988年获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他提出了“多种抗体培养的遗传原理。　　 第八位： 大江健三郎，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九位： 白川英树，2000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其研制的聚乙炔类导电聚合物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十位： 野依良治，200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其成就为在不对称合成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第十一位：小柴昌俊，2002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神冈中微子观测”获得高度评价。 第十二位：田中耕一，2002年获诺贝尔化学奖。得奖成果是蛋白质解析技术开发。 第十三位：南部阳一郎（已入美籍），200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现了亚原子物理学中自发对称性破缺机制 第十四：小林诚，200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现有关对称性破缺的起源。 第十五位：益川敏英，2008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现有关对称性破缺的起源。

教育部承认：1999年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 今天上午，教育部在发布会上首次表示，1999年决定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太急促。据悉,今后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将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介绍，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了48%，其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万人扩大到159万人。在大规模扩招的决定出台前，本来已经有一个扩招计划，即增扩普通高校22万人，但国务院立足于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科技和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作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 但由此引发的另一些问题也接踵而来:扩大规模的辅助性政策和措施跟不上，学校教学和生活条件的约束成为高校稳定问题的新因素；一些学校由于扩招造成学校升格或教学条件下降而导致教学质量的滑坡；造成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困境等。 当年为什么要在临近高考的时候急迫作出这样的重大决定，在原计划扩招22万人的基础上，还要增加23万多人，使各类高等教育机构招生总规模超过270万人？为什么在当年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定为7%的时候，高等教育发展速度要从过去平均年递增9%提高到40%以上？ 专家认为，一是宏观社会需求，二是解决经济困境，三是走出“应试教育”怪圈。扩招政策的决策过程看起来似乎很短促，出台很仓促，但是，与此紧密相关的诸多问题早已经是教育主管部门和政府决策部门综合研究的政策问题。这一政策的出台既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心血来潮。从近期看，它作为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措施之一，成为政治经济全局战略中的一部分，是教育主动适应的直接体现；从深层次看，它与当前我国宏观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跨世纪教育适应全球变革的必然反映。 陈至立：要将解决高校负债提上议程 本报讯 （记者郭少峰）国务委员陈至立近日表示，目前高校债务存在潜在的风险。要把高校负债问题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是国务院有关领导首次在公开场合就高校负债问题发表意见。 陈至立是在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做上述表示的。 她在罗列目前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时说，高等教育投入与高等教育发展需求还有较大差距；高校债务数额较大，贷款比例较高，存在潜在的风险。“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影响稳定和发展的突出问题，要把高校负债等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去年9月12日，教育部部长周济提出了解决高校负债问题的办法：除了加大投入外，“可考虑用土地置换的方式来解决高校贷款的问题”。但是，随后国土资源部表示，高校用地属国有划拨土地，按照法律，高校不得擅自转让国有划拨土地，用所获收益抵偿债务。 去年12月26日，在“中国经济展望论坛”上，北大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王蓉教授透露说，对于部属高校的负债问题，财政部和教育部已有了初步方案，只不过还是技术性方案。 教育部副部长称本科今后不再大幅扩招 昨日，在上海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研究生考试降温是件好事，本科今后不会再大幅扩招，而解决高校负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给予支持。 当被问及伴随物价上涨，大学的学费会不会跟风上涨时，吴启迪说：“按我的想法，在公办大学，学生的收费就不要再涨了；至于私立大学，可以按照规定进行浮动。同时，高校收费要接受物价管理部门的监督。” 对于引人关注的大学扩招问题，吴启迪说：“2008年是一轮生育高峰的最后一年，今年全国的高校还会扩招一点，大约为5%。明年，大学扩招人数会控制在5%以内。” “考研降温是件好事。”吴启迪认为：“学生应该是能读专科的读专科、能读本科的读本科、能读硕士的读硕士，大家都去读研究生不是好事，要改变观念，鼓励适合的学生接受职业教育。”(东方早报) 链接 教育部否认义务教育改为13年 前天，有媒体报道称，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委员提出修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方案，增加高中3年以及学前阶段的一年共4年时间为义务教育阶段。昨天，教育部部长周济参加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讨论时表示：“没有此事。”周济指出，目前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上，“我们认为，九年义务教育能够实现，能够推进，很不容易，还差得很远很远。”  

　　　　发掘本地教育资源 　　　　 　　　　 　　　　办教育，就得有教育理念，而教育理念是不能凭空产生的，需要吸取教育资源，我要说的就是到哪里去寻找教育资源的问题。通常的思路是到国外去寻找，例如五十年代学苏联，现在则是以美国教育为学、追的目标。地方上的学校就眼睛盯着全国的名校，北大、清华传统这些年是为大家所津津乐道的。这样的到异域与外地去寻找资源的努力，是必要的，对于相对闭塞的贵州尤其重要。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问题，例如将某一国（当年的苏联，今日的美国）的经验绝对化，就会产生很大问题，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我想说的是另一方面的教育资源，被严重忽视了的教育资源，这就是我们本地自身的教育资源。 　　　　 　　　　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我们对过贵州的“落后”缺乏一个辩证的认识，把它绝对化了，好像我们已经穷得响叮当，一无所有，除了到处讨饭吃就别无出路了。其实“落后”与“先进”都不是绝对对立的，总体上的落后，并不等于就没有先进的资源。贵州是穷，但我们也有自己的“金娃娃”，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会闹“抱着金娃娃讨饭吃”的笑话。我们贵州教育历史上就有两个“金娃娃”，而且都很大，全国、全世界都很重视，就是我们自己视而不见。一个是王阳明在修文办的书院，一个是抗战时期内迁到梅潭的浙江大学，这两次办学，都形成了传统，产生了很大影响，里面有很多宝贝，就看我们识不识宝，肯不肯下功夫挖掘。其实，就是贵州大学自身，它也是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与浙江大学这样的内迁学校一起，在贵州现代教育史上创造了非常辉煌的一页。建国以后的教育，尽管有许多失误，但也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六十年代我在安顺卫校、师范教书，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贵州的中等专业学校是办得不错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贵州的卫生、教育事业起了很大作用，但不知为什么这些年中专都不办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发掘本地的教育资源不仅是扩大资源范围，或许有更大的意义。前几天我们在安顺讨论屯堡文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的改造与建设必须要有内在资源与内在动力，光靠外在力量的注入，是不可能持续并产生实质性的变革的。在我看来，教育改革也同样存在这样一个发掘内资源与内在动力的问题，而且这又关系着能否使我们的教育真正具有“贵州特色”，因而这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确实不可小看。 　　　　 　　　　 　　　　 我的书院教育梦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感兴趣的是王阳明的书院教育，这关涉我的一个梦。书院教育其实是中国教育的一个传统。这方面已有许多专家做了深入的研究。我关注的其实是一个实践问题，即这样的书院教育，对我们今天的大学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是否有借鉴的意义与价值，我还想进一步做“书院式教育”的实验——这是我的一个教育梦想。 　　　　 　　　　我之所以会做这样的梦，是因为感到现在的研究生教育出了问题，就想另寻教育资源作为参照与补充。我最强烈的感受，是现在的师生关系变了，越来越变成“老板”与“打工者”的关系，现在许多导师都被叫作“老板”，而且是名副其实的，据说现在当导师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国家或省的项目，有项目经费，说穿了就是给学生开得出钱，其实理工科早就如此了，现在又推广到文科。师生关系变化背后是教育的变质，变成知识的买卖，也变成纯粹的知识的传授。这里没有了心灵的交流，思想的碰撞，人格的影响，性情的熏陶，精神的吸引与传递，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教育本质的失落。而正是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明显的优势的。在我的理解与想象里，书院教育除了重视师生、同学之间的密切交往，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所谓的“零接触”；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感应。在人群的和谐与人和自然的和谐气氛下，人的生命就进入一个沉潜的状态，只有在这样的气氛与状态下，人才能尽情地享受读书之乐，切磋学问之乐，同时思考生命、宇宙、人生、人性、中国、世界、人类的大问题，以尽情享受思想之美，进入真正的教育与学术的境界。而这些又都是现代教育，特别是当下中国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所匮缺的。我们的教育越来越急功近利，人们的心态越来越浮躁，这就意味着我们距离教育与学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是部分地引入学院式的教育方式，有一个短暂的实验机会，让年轻学子体验一下教育与学术的真味，也是好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实在太败坏胃口，令人憎恶了。我的梦想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可怜的愿望基础上的。 　　　　 　　　　而在我的想象里，或许贵州是进行这样的书院式教育实验的好地方。这当然首先是因为贵州有王阳明书院传统，同时贵州独特的自然条件，作为一个“公园省”，它的气候、风光、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与切磋学问的。我特别看重的是它的闭塞——看起来这是一个缺陷，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因此而与外界浮华世界保持一个距离，这样的距离其实正是教育与学术研究，特别是书院式教育所必需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而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的做学问。贵州外界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对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与学问引入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理想处所。我们这里所讲的“心无旁骛”、“悠闲从容”与“逼向内心”，都是书院的核心要素。是真正魅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贵州推行书院式教育实验，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的。 　　　　 　　　　 讲到这里，突然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我们当时在安顺有一个“民间思想村落”，就是一群朋友在一起读书、讨论、悠游——流连于大自然，更作精神的漫游，享受着“天高皇帝远”的自由。今天看来，这样的学习方式，就多少具备了书院教育的方因素。当时，我们所效仿的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在湖南办自修大学的模式，而毛泽东的自修大学显然对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是有所借鉴的。——如此说来，我今天再做书院教育梦，其实是根源于我当年的贵州生活经验的。 　　　　 　　　　为了使我的书院梦教育多少具有某种可实现性，我刚才在从安顺到贵阳来的路上，想了一个具体实施方案。不妨以暑期讲习班的形式，集中二、三十名学员，由一位（至多两三位）导师主持，师生朝夕相处一个月，导师讲学之外，主要是学生自己读书，师生共同讨论、诘难。更多的时间是海阔天空的神聊，作无所顾忌、无所不至的精神漫游，并在大自然中放荡纵情的神游，尽兴地享受“从夫子游”与“携弟子游”之乐，并通过写《游学记》等方式，将这样的从游之乐内敛为深层的思考与生命的感悟。我甚至具体设想，从游的学员，以研究生为主，可以吸收少量的高年级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还有给没有机会上大学，却有强烈学习愿望的社会青年，留下一定的名额。 　　　　 　　　　 　　　　 　　　　 “精神圣地”：地方综合大学的社会扩散 　　　　 影响与作用 　　　　 　　　　 　　　　 　　　　我之所以主张办书院式讲习班要适当向社会青年开放，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地方大学的作用与功能的考虑，这可能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梦想。 　　　　 　　　　还是从我的北大经验说起。几乎从在北大教书那天起，我就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每次上课，都有大批旁听生。后来读张中行先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这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即所谓“不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后者是因为北大崇尚自学，一些学生宁愿钻图书馆而不愿听他看来受益不大的课程；前者则是指“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踊跃地来旁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种旁听现象作了如下分析：“这样，北大就自然成了渴望求知而无缘入学的‘精神流浪汉’的‘圣地’，他们或者由此而登入精神的圣殿，或者不过一北大课堂作为精神的憩息地，稍事休整，又继续自己的精神流浪。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及同类高等学府的特殊价值所在;而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更应该看作是北京大学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不拘一格造就人才，培养学校与社会学术、精神自由气氛所起的作用，是无形的，却又是难以估价的；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参看拙作：《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世纪末的沉思》）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当中国整个社会逐渐商业化，精神普遍失落，人们不再读书时，旁听生反而有增无减。退休以后，我在北大仅有的两次讲演，一次上课，就发现有的大量的“精神流浪汉”前来旁听，而且课后围着和我进行热烈的讨论，久久不肯离去的，也是他们。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精神的渴求，因而感动不已，同时也对北大学生的相对冷漠而感慨不已。后者涉及这些年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前者却证实了我的一个信念：“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可以遮蔽于一时，这人的变动的生命中的永恒却不可能消解，并迟早要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参看拙作：《写在前面》，收《心灵的探寻》再版本）而且，在任何社会，大多数人会有趋同的倾向，但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因此，当物质追求成为一种时尚时，就会出现与之对抗的精神的追求，以至痴迷。尽管是少数，但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它的绝对量却相当可观。尤其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聚集地，北大由于它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学术传统，以及它所集中的丰厚的精神资源，而成为全国精神流浪汉聚集的“圣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据我的观察，现在的许多网站事实上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聚集地，一个自由交流与相互支撑的精神园地。其对又追求的年轻人（他们正是民族与未来的希望）的健康成长，对思想文化学术自由空间的开拓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 Continue reading →